乾隆皇帝的荷包：皇权财政的隐秘之处
一提起“荷包”，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国库。但在中国的皇权制度中，皇帝的个人用度与国家财政是分离的。这种制度源远流长，有少府专门负责皇室开支，其收入来源主要依赖山林川泽之利。历代的中央王朝都基本遵循这一皇室收支与国家财政分离的制度。相较欧洲及西亚的中央集权君主，这套财政制度展现了其独特的高明之处。
皇室的收入来源及其与国家财政的关系，一直是伴随皇权制度的问题，有时甚至对皇权的稳定产生重大影响。清朝，作为一个帝制王朝，已经确定了定额化原则的国家财政体制，并且一直秉持着尽量不增加用度的总体原则。如果我们忽略了一笔巨大的收入，位于户部控制之外，那么清朝的“节俭”形象便需要重新审视。
赖惠敏教授的新书《乾隆皇帝的荷包》深入了这一问题。她详细梳理了乾隆皇帝最主要的三个皇室收入来源，并揭示了这些资金的流向。赖教授早年师从徐泓教授，研究江南的赋役制度，成果丰硕。转向皇族研究后，她多年深入研究清代档案，功力深厚。她在阅读内务府档案时，意外发现了皇室巨额的商业收入。尤其是乾隆皇帝，他通过三个“钱袋子”维持了一个“节俭”的圣君形象。
第一个“钱袋子”是皇庄（官庄）。清初皇室在盛京等地设立了若干田产，由庄头管理。这些皇庄的收入主要用于供应驻军和内务府人员，并未直接流入皇帝的口袋。乾隆年间多次查抄官民家产，使得内务府获得了大量土地。例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的承安案，查抄承安家产使内务府增加了近四十一万亩土地。
第二个也是最为著名的“钱袋子”是淮扬盐商。清代继承了竭泽而渔的制度，出现了总商，这些商人与官府勾结，报效官吏的需索。乾隆朝内务府的盐务收入在一百万到两百万之间，约占盐税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四十。淮扬盐商因此发展壮大，推动了淮扬文化的繁荣。
第三个不那么引人注意的钱袋子是税关。税关的定额税收全部上交户部，但其税收盈余却成为皇室的收入来源。各税关志中频繁提及的关税盈余解交内务府的问题常常被忽略。实际上，这些盈余收入也是皇室的收入来源之一。
电视剧《大清盐商》中张嘉译饰演的汪总商追查盐务侵吞的过程，揭示了乾隆皇帝与盐商之间的复杂关系。当汪总商深入调查时，发现他的恩主乾隆皇帝正是背后逼得所有人背锅的人。至于钱去了哪里，就只能叹服皇权的深不可测。
在这三个“钱袋子”的支撑下，乾隆皇帝维持了一个圣君的形象。而清代不少税关监督出身内务府，他们在监督税关期间表现出色，展现了高超的理财之道和廉洁自律的品质。如乾隆初任淮安关监督的伊拉齐，以“内务府坐办堂郎中”身份到任，在任期间政绩卓著，甚至自捐俸禄补贴胥吏以杜绝贪污。这种理财之道对于今天的领导干部来说仍有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