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遥远的北宋时代，徽钦二帝，这对著名的“亡国父子”，他们的命运可谓引人深思。
这对父子皇帝，在国内时，总是保持着那份与生俱来的尊贵风度。一旦踏入敌营，他们的双膝便不由自主地弯曲下来，自称“罪臣”，向敌将下跪。历史总是在哀惋这段国耻之时，却往往忽略了一个深层的问题：为何这对看似懦弱的父子皇帝，在国内却能坐稳皇帝的宝座，毫无动摇之忧？
特别是那位身为书画家的皇帝，显然在政治舞台上并不出色，却仍能高居皇位长达25年之久。皇帝的宝座仿佛与他形影不离，究竟是何原因使得他的皇位如此“牢靠”、“稳定”呢？
北宋时期的政治氛围虽被赞为“宽柔”，知识分子们不必担心因言获罪。人们却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北宋是皇权高度集中的朝代之一。从皇帝到地方，实行的是一元体制的垂直管理。皇帝不仅掌握军队，还直接参与地方司法工作，处理地方狱讼。这样的集权制度使得决策权高度集中于皇帝手中。
在这样的体制下，皇帝几乎“什么都管”，甚至连百姓丢猪这样的小事也要找皇帝解决。比如一次，一位首都居民因家奴丢失母猪而敲登闻鼓向皇帝控诉，宋太宗得知后还特意下令补偿其损失。这样的例子或许让人哭笑不得，但对于大宋的皇帝来说，他们却认为这是皇帝应该做的。宋太宗甚至说过一句令人动容的话：“似此细事悉诉于朕，亦为听决，大可笑也。然推此心以临天下，可以无冤民矣。”
这背后却隐藏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当皇帝什么都管时，臣子们手中的实权被削弱，他们还能做什么呢？垂直管理使得国家的前途完全取决于皇帝的素质。若遇到明君，或许还能有贤相的出现；但若遇到昏君，大臣们便只能唯唯诺诺，失去对皇帝的震慑力。在皇权高度集中的宋廷，官员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拍皇帝的马屁。
看看宋徽宗身边的“权臣”，从蔡京到童贯等人，他们并非国家的股肱之臣，而是皇帝的玩伴和马仔。他们能做到大臣的位置已是意想不到，更无更大的“野心”去追求更高的地位。宋徽宗在位25年，任命的宰相们无一堪称贤相，他们的最高理想只是做个被主子提拔的奴才。
宋钦宗与宋徽宗一样无能，对外他们懦弱无能，但对内却表现得尤为严厉。即便是宋钦宗这个稚嫩的君主，在即位后也敢于对昔日的红人蔡京下手。他贬蔡京、发配岭南，沿途商家百姓对蔡京冷漠至极，昔日的第一红人，最终饿死在发配路上。
这对父子皇帝的命运，无疑是北宋皇权高度集中的必然结果。历史的传承总是经过岁月的沉淀与演绎变得丰富多彩的时代背景之下我们需要更多地从各个角度去审视和解读那些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和内心世界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以便更好地理解和评价他们为后人留下的是宝贵的历史遗产也是重要的经验教训让我们在反思中前行在历史的教训中不断成长和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