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之间，七十四岁的张文明老人因病离世，那是张居正的父亲。正当张居正欲回乡省亲之际，宫中盛大的婚礼筹备让他无法脱身，只能将返乡之期延后到大婚之后。在万历五年九月的一个寒冷日子，噩耗传来，张居正的父亲突然病逝。二十五日后，消息传遍京城。次日，张居正的同僚，内阁次辅吕调阳和张四维，向皇上奏明真情，引用先例请求皇上挽留张居正，让其继续担任要职。
按照当时的丁忧制度，父母丧事期间，子女需回家守孝二十七个月。期满后才能复出工作，这被称为起复。尽管历史上也有丁忧“夺情”的先例，但张居正的情况似乎并不符合这一制度。
大臣吕调阳和张四维极力主张皇上“夺情”挽留张居正。神宗皇帝对张居正这位“元辅生”更是依依不舍，不愿让他因丁忧而离开朝廷，更不愿新政因此受挫。在接到吕调阳和张四维的奏疏后，神宗皇帝下旨允许张居正在京守孝七七四十九天，然后“照旧入阁办事”，这就是所谓的“夺情”起复。
在这背后，却隐藏着张居正精心策划的一场计谋。按照人之常情和祖宗旧制，本应丁忧守制。但张居正大权在握，新政正在推进，他不愿因丁忧而离任。面对祖宗旧制和舆论压力，他必须策划一个既能保全自己又能继续掌权的策略。他与司礼监掌印冯保密谋策划，极力促成皇上的“夺情”决定。
张居正与冯保的谋划可谓天衣无缝。《万历邸钞》万历五年秋七月条记载：“张居正闻父丧，诏夺情视事”。张居初闻父丧时，虽然表面上推辞守制，但实则早已为自己打算非朝夕。他的谋划之巧妙，在于通过冯保向皇上多次请求挽留，而自己则表面上再三恳求归里守制。这种表里不一的行为，目的在于蒙蔽世人。
为了应对舆论，张居正不得不做出一些表面文章。九月底，他正式向皇帝上疏乞恩守制，以此表示对皇上“夺情”的感激和反应。在这篇奏疏中，他强调“非常”一词，用自相矛盾的语言为下文铺垫：“如皇上之于臣，若是之恳笃者，此所谓非常之恩也。”他的真正意图是希望皇上“夺情”，但又不得不按惯例向皇上乞恩“守制”。这篇违心的“乞恩守制疏”写得颇为周章，漏洞百出。奏疏的基调是乞恩守制，却大谈什么“非常理之所能拘”，话中之话是表明“守制”是常理小节，不必拘泥。这分明是在向皇帝表明他的决心：如果皇帝坚持“夺情”，他可以置常理、小节于不顾。
经过半个多月的公文往返，“夺情起复”的局面终于确定下来。张居正以“在官守制”的形式，在七七四十九天之后仍入阁办公，大权继续紧握在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