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帝王的统治中，臣下的蒙蔽行为一直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韩非子曾明确提出五种臣下蒙蔽君主的情况，这五种情况深刻揭示了臣下如何通过控制财权、发布命令、私自授惠和培植私人势力等手段来蒙蔽君主。
历史与现实中的帝王，时常被这种蒙蔽所困。贞元末年的李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任京兆尹时，专横霸道，对民间疾苦视而不见。关中大旱，百姓生活困苦，他却为了讨皇帝欢心，虚报实情，致使百姓无法获得应有的救济。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最高掌权者处理政事的手段，大体上无非批阅奏章和听取汇报。中国的官僚在蒙蔽上司方面，手段却极为高明。他们只会将有利于自己、符合君上口味的信息递上去，而对于真实的情况则选择隐瞒或编造。袁世凯称帝时，其手下的人专门为他编报喜讯，蒙蔽之术可谓古今独步。
许多最高掌权者勤勉政务，如秦始皇、雍正等，他们每日批阅的竹简重达一二百斤，勤政着称。即使如此，他们仍难以识破臣下隐藏在假面后的真相。要求最高掌权者像某些电视剧中的皇帝那样微服私访，显然不现实。他们的受蒙蔽成为必然。
为了防范臣下的蒙蔽，某些精明的最高掌权者采取各种办法。例如雍正制定的秘密奏折制度，让官员的奏疏直接送达皇帝，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中间梗阻和过滤。即使是这种制度也不能完全避免欺蒙。雍正自己也意识到，即使是用耳目，也不能完全信赖身边的人，因为他们可能同样是蔽明塞听之辈。
最高掌权者想要体察民情时，往往会发现事先安排的应对办法。那些精心挑选的地方，经过乔装打扮后展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让最高掌权者误以为自己治国有术，领导有方。这种表面的繁荣并不能掩盖真实的民生疾苦。
臣下的蒙蔽行为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问题。最高掌权者需要更加明智和审慎地处理与臣下的关系，以确保获得真实的信息和有效的治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明君治国、百姓安居乐业。他对自己的真相一无所知，仿佛落入了臣子以鲜花构建的陷阱之中。如同安徒生童话中的皇帝，身着无物的华服，成为了千古的笑柄。
将这一蒙蔽的过失完全归咎于臣下是不公平的。最高掌权者的主观因素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些掌权者，或因一两次胜利的喜悦而自视过高，认为自己无所不能，无往不胜；或沉迷于臣下的赞美，将谀词当作实情。他们听信顺耳的言辞，即便明知有假，也对言说者褒奖有加；而对于提及过失、失败的真言，即便明知是真，也怒目相向，甚至对言之者大动肝火，进行贬职罢官，甚至坐牢杀头的惩罚。他们偏听偏信，喜柔佞而恶忠直，远君子，近小人……这些因素都为欺骗和蒙蔽之风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以唐德宗时期的李实为例，他的骗术之所以能得逞，难道真的是因为没有人向唐德宗反映民间的灾情吗？事实上，当时宫中有个叫成辅端的优伶，就曾以歌谣的形式反映了民间的疾苦。李实却诬称成辅端“诽谤国政”，而唐德宗不问情由，便下令将其乱棍打死。另一位监察御史上书请求暂缓租税，指出“京畿百姓穷困”，却被贬官到遥远的阳山。由此可见，并非下面的情况无法上传到上层，而是上层根本不想了解下面的情况。
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的皇帝之所以当众出丑，并非因为骗子的骗术有多么高明，而是因为皇帝本身的愚蠢，以及绝大多数臣子的怯懦。但如果这种“光屁股”的皇帝太多，问题就不仅仅出在个人的智力或品质上了。我们应该从体制上寻找原因。体制的不完善，使得臣下有机会用鲜花构建陷阱，使得皇帝们容易落入其中而不自知。我们需要深入反思和改革现有的体制，以确保权力的正常运行和真实的信息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