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登基后不久，在繁忙的政务中，处理了一件关乎众多“贱民”命运的大事。这一天，他收到了监察御史年熙的奏折，请求豁免山西、陕西乐户的贱籍。这一事件揭开了雍正朝“贱民脱籍”的序幕。
究竟何为“贱民”？这些乐户自明朝永乐年间起，因拥护建文帝而遭罚，妻女被送入教坊司，沦为官妓，世世代代承受着屈辱。他们身处社会底层，遭受蹂躏，自甘下贱，欲摆脱乐籍却遭当地不允许。雍正看罢奏折，深感痛切，批示要革除这种前朝弊政。
雍正命令礼部议行，经过王大臣与各部商讨，一致同意雍正的批示，并强调“压良为贱，前朝弊政。我化民成俗，以礼义廉耻为先。”雍正不仅关注山西、陕西的“贱民”，还命令全国各地进行统筹检查，若有类似“贱民”，一律准许“出贱为良”。《永宪录》载此事。
针对教坊司乐户，雍正更是出手豁免户籍，命其从良。同时选拔精通音乐的良人，替代原有乐户，从事演奏。《大清会典事例》的实施，彻底改变了乐户的属籍，使他们得以从事其他正常行业。雍正对此事持续关注，甚至在五年后亲自过问安徽宁国府的“世仆”问题，提出开豁为良的建议。在他的推动下，数十万“贱民”得以过上正常百姓的日子。
雍正之所以如此紧急处理此事，一方面是因为他认为这是一项前朝弊政，亟待革除；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迎合其革新的政治理念。他的做法收获了巨大的好评，曾经的“贱民”们对这道命令感激涕零。雍正让他们得以彻底翻身，赢得了广泛的赞誉。然而尽管如此，雍正的努力并未完全解决贱民问题。在乾隆时期出现了反弹现象乾隆进一步约束和提高脱籍的难度性这使得少数贱民得以改业从良而多数贱民依然固旧。如苏州的丐户仍需承担迎春扮演的差役宁波府有许多未削籍的贱民矛盾严重最终引发第二次除豁事件。安徽的贱民与绅衿的斗争更是延续到清朝末年。尽管有世仆在十四年被开豁为良但由于家族和族人的制约他们仍然面临许多困难。此外清朝对从良的贱民非常苛刻如规定出籍贱民的应试资格等这些都影响了贱民的真正脱离被奴役地位。因此贱民的解放不仅仅是某个人的意志所能决定的事情它取决于社会状况和社会为他们提供的新就业机会。雍正的一纸命令和某些努力并没有真正拯救所有的贱民他们的最终解放也不是靠某个人的恩赐所能实现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雍正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部分贱民的生活状况但真正的解放需要社会整体的进步和为他们创造的新条件。这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需要时间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