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戴德，是很多人心中的疑惑。那么，为何人们会对感恩产生如此深厚的情感呢？让我们一同揭开这个谜团。
据史书记载，天宝八年（749），朝廷下诏开设有道科试。宋州刺史张九皋对高适的才华极为欣赏，极力推荐他进京应试。在此之前，高适已以诗歌闻名，好友颜真卿更是积极为他扬名。终于，五十岁的高适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通过考试，他由一介布衣摇身一变，成为了封丘县尉。这件事却成为了李林甫“轻视文化”的污点之一。
有道科属于制举，是唐朝制度的补充。尽管与正规的科举及第无法相提并论，但它也是唐朝发现人才的重要渠道。高适通过制举获得了县尉的官职，这显然比仅获得出身者要优越得多。
在唐朝，县级政权分为赤、畿、望、紧、上、中、中下、下共七等。封丘县属于紧县，虽然不如赤（京）、畿、望县地位崇高，但在上、中、下县中仍属优越。高适直接由布衣担任封丘县尉，虽不算荣宠，但也不算薄待。相较于其他人，他的命运还算幸运。
初唐诗人王无竞在仪凤二年“初应举及第，解褐授赵州栾城县尉”，栾城只是中县而已；神龙元年，严挺之进士及第后再应制举及第，被授予常州义兴尉，义兴也是紧县；晚唐诗人则在任校书郎后迁转为弘农县尉，弘农也只是紧县。由此可见，紧、上县尉都是两任、三任官的迁转官，而高适此前只是个平民，制举授官就直接担任紧县尉，这无疑是一种特殊待遇。相较于严挺之、李商隐，高适还算是受到优待。
对于初入官场的菜鸟来说，县尉是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员，积累工作经验、熟悉行政业务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基层的长期历练，又怎能在更高层次的岗位上做出成绩呢？尽管史家替高适感到委屈，但他自己却是欢喜不已。他留别朋友时作《留别郑三、韦九兼洛下诸公》一诗表达自己的喜悦心情。
在历史上，许多知识分子表面上标榜清高，嘴里说着不为斗米而折腰，实际上却汲汲于富贵、奔竞于权门。高适自然也不能免俗。他的诗中结尾处的“去折腰”，其实是一种矫情和炫耀。如果没有“幸逢明盛多招隐”的机会，高适又怎能“青袍裹身荷圣朝”呢？
真正表达高适心情的，是其在长安授封丘尉时所作的《留上李右相》。这首诗中，高适将李林甫描绘成与历史上贤相傅说、萧何比肩的人物。李林甫任宰相期间正是唐王朝发展到巅峰的时期，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此时的唐玄宗已经变得贪图享乐，将政事全托付给了李林甫。事实证明，李林甫确实有着丰富的任职经历，熟知中枢利弊。在高适的人生中，李林甫无疑是可以左右他命运的关键人物。
高适的成就离不开他的才华和努力，也离不开李林甫的提携和赏识。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繁荣盛世的基础之上。人们感恩的不仅仅是某个人或某件事，更是这个时代的机遇和恩赐。玄宗对李林甫深信不疑，这为李林甫在担任宰相期间推行经济、法律、军事等各方面的深刻改革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李林甫付出了极大的心血，致力于王朝的各项事务。在他的努力下，王朝国力逐渐壮大，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态势。玄宗曾感慨道：“用人多矣，方获我心。”
从一则关于李林甫的小故事，我们可以窥探出他的真实性格以及他作为宰相的称职程度。
王如泚的老丈人因为某种技艺或才能，深受玄宗的宠信。有一次，他趁玄宗心情好，斗胆请求玄宗赐女婿进士及第。玄宗当时正在兴头上，没有多考虑，便答应了这个并非分内的要求，并交给礼部去办理。
李林甫询问礼部侍郎关于王如泚的文章水平，是否能通过考试。礼部侍郎是个聪明人，他知道既不能违背圣旨，又要如实回答宰相的问话，于是含糊其辞，表示王如泚及第也可，落第也可。
李林甫听出了礼部侍郎的言外之意，立刻奏请玄宗。他表明，科举考试是为了为国家选拔人才，不是儿戏。如果这次为了王如泚而破坏规则，那么如何观察选拔材料？玄宗听了李林甫的话，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只得收回之前的成命。
当消息传来，已经得知玄宗承诺的王如泚在家中大宴宾客、车马盈门、大肆庆祝。这让王如泚陷入茫然和失望。
李林甫为了维护科举的公开公正，不惜得罪玄宗。这一举动展现出了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坚定态度。他不仅是一个富有才华的宰相，更是一个有着高尚品德和坚定原则的人。他的改革和坚持为王朝带来了繁荣和稳定，也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