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上，两座西汉古墓的意外发现，震惊了世界。这不仅仅是《孙子兵法》原始版本的惊现，更是历史迷雾中的一次重大破解。人们一直好奇，那位未曾在战场上挥斥方遒的孙子，何以成为一代武圣？这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
话说当年，当考古人员在古墓中清理出大量保存完好的竹简时，他们的心跳都加速了。这些竹简中，不仅有《孙子兵法》的13篇，还有失传千年的《孙膑兵法》的16篇。这一发现无疑成为当年的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对于历史学家和研究者来说，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宝藏。
历史的研究并非总是顺风顺水。当我们回望过去，总会遇到一些迷雾和争议。比如关于《孙子兵法》的“尧舜禹抹杀论”，这一理论由日本史学家白鸟库吉提出，他并不承认中国周代之前的历史，包括夏、商两朝。而中国的疑古派，形成于“五四运动”之后，受到白鸟库吉的影响，代表人物有胡适、钱玄同等人。他们都是以欧洲文明为中心来研究中国历史的，试图跳出东亚华夏文明的影响，更好地引入西方思想。这种特殊目的的疑古思潮，并不仅仅产生于近代。古代同样有，而且一定程度上有混淆是非之嫌。
以姜子牙为例，他是古代的一位杰出人物，但在清代却成为疑古思潮的受害者之一。《六韬》一书，根据姜子牙与周文王的言行编写，是先秦兵书的重要代表。纪晓岚认为《六韬》并非先秦著作，而是隋朝后人杜撰的。清朝官方更是将其定为“伪书”，使其长期蒙受不白之冤。直到山东临沂汉墓的出土，《六韬》和姜子牙才得以正名。
这座汉墓是西汉初期的，陪葬的《六韬》是墓主人的藏书。其中的竹简并不避讳汉高祖刘邦的“邦”字，也不避讳汉文帝刘恒的“恒”字。这些竹简证明了《六韬》成书于汉代之前。而且秦朝短命，且“焚书”，并没有刻意编撰新书，所以《六韬》无疑是先秦典籍。这一发现有力反驳了宋代罗泌以及清代官方对《六韬》的质疑。
疑古者并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观点。他们会抓住书中的某一点不合理之处，来全盘否定整本书的价值。比如他们认为《六韬》中含有骑兵作战的内容就不合理，因为商周两代以步兵、车兵作战为主。但历史事实并非如此。殷墟中的马骨单独存在、武王伐纣时的游牧部族以及春秋时期“御马者”的字样记载都证明了骑兵的存在。疑古者仅凭一个臆测的论点来推翻固有典籍记载的行为是不合理的。他们用几个“点”来推翻整个“面”，这种行为本身就存在不合理性，更何况他们的“点”还未必合理。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六韬》作为一部重要的兵书，反映了古代战争和军事思想的发展。对于疑古思潮的疯狂和过度怀疑，《六韬》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古籍记载虽有夸大或偏离的部分，但不存在的东西又怎么会有相关记载的产生呢？历史的真相需要我们去深入挖掘和，而不是盲目怀疑和否定。在历史的长河中，夏朝的存在无疑是一个无法忽视的事实。它或许不像其他某些时代那样拥有丰富详尽的史料记载，但这并不能否定它的存在价值。《史记》作为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其所记载的夏朝历史，虽然可能存在一些夸张和夸大，但大体上仍然是可信的。疑古者们若想对夏朝的存在提出质疑，他们需要提出全面而合理的论证，而不是仅仅凭借几个偏离史实的“点”就妄图推翻整个历史“面”。
关于祖先的身份问题，有些人可能会提出质疑，因为我们的祖先并没有留下身份证来证明他们的存在。这种质疑无疑是一种荒诞的说法。身份证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我们的祖先生活在遥远的古代。他们可能没有留下任何书面证明，但他们的血脉和DNA却代代相传至今。除非你能证明我们与祖先的DNA不同，否则我们无法否认自己的血脉传承和祖先的存在。
殷墟的发现是商朝存在的重要证据，它如同一座历史的丰碑，静静地诉说着商朝的辉煌和繁荣。而银雀山汉墓出土的文物和资料，证实了《六韬》的存在，这也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些现实中的发现，无疑是对那些疑古者们最好的回击。
在追求历史真相的过程中，我们应当保持谨慎和敬畏的态度。历史是前人的足迹，是我们了解过去、理解现在、未来的重要依据。我们不能因为一些片面的、没有充分证据支持的观点，就轻易否定历史的真实性和存在的价值。《史记》和《困学纪闻》等历史资料，都是我们了解和研究历史的重要参考。在历史的道路上，我们应当保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不断学习和研究，以更好地理解和传承我们的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