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氏家族失去主要经济支柱后，生活一直过得紧紧巴巴。曾国藩离世五年后，其子曾纪鸿因家人病重急需金钱救治，不得不向远在西北的刘锦棠求助。左宗棠得知此事后，深受触动，慷慨解囊，赠予曾纪鸿三百两银子，并写信给自己的儿子感慨道：“曾家之子，功勋之臣的后裔，竟至于此等境地，可见曾国藩之清廉确实为后世楷模。”
曾家本有无数发财的机会，如曾国藩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一度成为暴富的捷径。盐票初始定价亲民，利润却高得惊人，甚至超过了今天的原始股。据后人记述，每张盐票的票价从最初的二百两飙升到后来的二万两，每年的利息便高达三四千两。在那个时代，只要手有盐票，便足以跻身富豪之列。
江西富商周扶九的故事便是明证。他曾是一介平民，在长沙布庄做店员时，偶然替店主收账得到了一张盐票。面对欠账人的以盐票抵债的提议，周扶九果断决策，借钱买下了这张盐票。凭借这几张盐票，他迅速累积财富，最终身家高达4500万两。
尽管曾国藩拥有这样的发财机会，他却严令家人不得涉足盐票之事。在当时的权势地位下，他若想让家人通过化号购买盐票，本易如反掌，且并不违法。一张盐票便可赚得巨额利润，但若以一百张计，利润更是可观。但曾国藩却坚决拒绝这样做。
曾国藩的清廉之风虽生前未曾张扬，但身后却被人津津乐道。薛福成在《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记述了曾国藩的俭朴生活：“他应得的养廉钱皆用于公务，自己未曾置地建房。衣食简单朴素，每餐菜品不超四样；儿女婚嫁费用限定不得超过二百两银子。”这种描述应当是真实可信的。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其做官的风格可谓独树一帜。他确实是一位清官，他的清廉是实实在在的，毫无愧疚。现有资料中并无他私吞公款的记录。他生活俭朴，晚年地位崇高，却依然保持着简单的生活方式，例如鞋袜仍由家人制作。在晚清时期，他的清廉程度堪称楷模。
曾国藩的故事中并没有“贫不能殓”、在官府种菜这样容易引人悲情的极端情节。在中国人的眼中，真正的清官必须“清可见底”，一尘不染，是那种自我苛责到近乎自虐的程度。而曾国藩并未达到这种程度。
如果将清官进行分类，曾国藩当属“非典型类清官”。他骨子里清廉刻苦，但表面上更注重实际效果而非虚名。这是因为曾国藩的志向并不在于做一位清官，而是致力于成就大事。他与海瑞式的传统清官有所不同。海瑞式的清官特点在于宁死不折、固守规章制度，却忽视现实存在的潜规则。他们拒绝任何形式的灰色收入，甚至因工资不足而自辟菜园维持生活。海瑞的故事中偶尔买肉也能成为轰动性事件。
然而曾国藩并不追求这种一清到底的清官形象。他刻苦自砺、全心投入是为了实现治国平天下的伟业。他更重视实际效果而非虚名。从自身经验出发他认为一个人特立独行必然为众所排斥。在官场中行事过于刚直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但实际上却是弱者。真正的强者是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深藏不露的人。因此曾国藩虽取海瑞一尘不染之实却避免了一清如水之名。他的选择远比做一位清官更复杂更沉重他追求的是成就大事而非虚名下的清官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