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凛冽的寒冬中，我于一九三七年踏入了长春这片陌生的土地。在这座城市里，一次不同寻常的溥仪家宴让我得以窥见皇室的生活片段。溥仪的兄弟、姐妹以及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了这一庄重而神秘的场合。
家宴中，我第一次见到了那位传说中的皇后婉容。她身形纤细，脸上精心化的妆容与时尚的烫发相得益彰，身着一件绿色丝绒旗袍，柔软的面料紧紧包裹住她的身体。尽管她的外貌显得娇弱，但在她的身上，依然流露出一种皇家的尊贵与典雅。
那天，我们安静地享用着西餐，不敢轻易抬头直视那位皇后的风采。溥仪向婉容介绍了我，提到我是恭亲王溥伟的后裔。按辈分算，我与婉容的外祖父毓朗是同辈。那时，婉容还能自由参加宴会，溥仪的妹妹们也会偶尔去陪伴她。
那时，溥仪居住的缉熙楼是一座对称的二层建筑。西半部是溥仪的寝宫，东半部则是婉容的居所。我曾偶尔靠近东半部，便能闻到从门缝里飘出的烟味，与屋内的各种气味交织在一起，让人难以忍受。
几年后的一天，我再次见到婉容。当时我正随溥仪登上缉熙楼，他忽然指向对面，我惊讶地发现婉容站在那里，头发蓬散，穿着一件土黄色睡袍，身形消瘦，脸色苍白，烟灰覆盖了她的脸庞，令人触目惊心。我无法直视太久，也不清楚溥仪内心的感受。
随着谭玉龄的离世，吉冈安直开始积极为溥仪寻觅日本女子的身影。我在溥仪寝宫的桌子上偶然瞥见一份神秘的“体检表”，上面贴着二十多名女学生的相片。这些相片犹如掩藏在历史尘埃中的珍珠，我虽不敢正视，但那份神秘感令我无法抗拒。
过了些时日，我发现原本为“皇后”设计的“同德殿”二层空荡的地方，竟然摆放了一张双人床。有一天，我从缉熙楼后门走出，看到一个穿着中式花衣的女孩子正在接受消毒。她被喷洒着石碳酸液，然后走进了同德殿。晚饭时分，女佣向溥仪汇报这个女孩的日常生活细节。不久之后，当她被封为贵人时，女佣的称呼也改为了“奴才贵人”。我明白，这个女孩就是李玉琴。
尽管溥仪纳了新贵人，他的生活似乎并未因此发生显著变化。我从未见过他在李玉琴所在的同德殿留宿，也未曾见过他们共同用餐。溥仪在高兴时，偶尔会谈及李玉琴。他说她已经学会了消毒，甚至当有个苍蝇落在手上时，她也会用酒精棉球擦拭。这无疑得益于溥仪的“言传身教”。
令人好奇的是，在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一书中，他对李玉琴的提及并不多，甚至对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离婚事宜也避而不谈。李玉琴曾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见过溥仪两三次，其中一次是为了下定决心离婚而来。这次见面后，管理所为她在管理所留宿一晚，试图帮助溥仪挽回她的心意。然而事与愿违，这次留宿似乎更加坚定了李玉琴离婚的决心。从1943年进入伪皇宫到1945年8月的两年间，我只看到他们分楼而居的身影，无法确定他们是否曾真正共度枕席。或许在战犯管理所的那次相见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亲密接触。这段历史如同一段未解之谜，令人感慨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