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告密文化与毁人游戏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告密现象贯穿始终，仿佛一种毁人游戏在历史的各个角落不断上演。那些告密风气最盛的时代，往往也是极权统治最为残酷的时期。比如周篡唐的时代，穷兵黩武，侄儿被干掉的明燕王时代，以及康、雍、乾三朝的伪盛世时代。
在这些时代里，出现了一批“另类杰出人物”。他们并没有显著的丰功伟绩，但却因为告密而显贵当世。有人甚至凭借告密成为威名赫赫的“将军”。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告密将军”是崇侯虎，那是在距今约三千年的时代。当时，纣王任命了西伯昌等三位公卿。九侯的女儿因不喜淫乐而被纣王所杀，九侯也因此遭难。崇侯虎得知西伯昌背后的叹息，为了讨好纣王，他毫不犹豫地出卖朋友，将信息告知纣王。
到了武则天时期，一个胡人索元礼因告密得到武则天的赏识，被任命为“游击将军”。这个职位虽然只是五品，但拥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可以随意逮捕朝廷重臣。股肱之臣张柬之在索元礼面前也胆颤心惊，索元礼因此得意至极。
近代的袁大头世凯将军更是通过告密一路攀升，不仅成为一方大员，还当上总统，甚至尝试问鼎帝国。倘若他的皇帝梦得以长久延续，那么在一个由告密起家的皇帝统治下，毁人游戏恐怕会层出不穷。
并非所有的皇帝都喜欢告密。开明的皇帝大多对告密者嗤之以鼻。唐太宗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他初登皇位时，也有告密者试图通过告密邀宠。例如贞观五年，两个御史不断向太宗密告官员隐私和风闻之事，一度得到了太宗的欣赏。
但丞相魏征对太宗进言：“万纪等小人以讦为直，以谗为忠。陛下若亲近这样的奸臣，大唐就会人人自危。”唐太宗听后恍然大悟，立刻改变了对告密者的态度，远离他们，刹住了告密之风。从此，开明的治国理念使得盛世随之接踵而至。
历史是一面镜子，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社会风貌和人性百态。在中国历史上，告密现象不仅是一种政治手段，更是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体现。它反映了人们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和心态，也揭示了权力对人的影响和扭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