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人口迅速增长的时期，开国初年，人口约为五千万，至十二世纪已突破亿人大关，庞大的帝国规模在人类历史上罕见。这一巨变背后，是一场深远的“粮食革命”。
这场革命始于十世纪，以水稻的广泛引入为标志。原产于亚洲热带的稻谷，在五代及宋代初期，由香巴王国（今越南北部）传入长江流域。这种作物一年可有两熟甚至三熟，产量远超过当时主流的小麦，从而引发了一场粮食领域的翻天覆地。
随着垦田面积的扩大和单位亩产量的提高，南方水稻和北方小麦共同构成了宋朝农业的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江南地区凭借适宜水稻种植的条件，逐渐确立起经济中心的地位，“苏湖熟，天下足”的俗语正是这一历史变迁的见证。
在食物史上，宋朝无疑是一个重要节点。农业产量的激增推动了商业的繁荣，地区间贸易的扩大使得饮食文化成为城市生活的根本特征。开封，作为北宋的首都，以其丰富的南系餐馆著称，提供了从淡水鱼、海鲜到南方大米等各种食材。餐馆还供应红肉、家禽、小麦面条等北方菜肴，满足各种口味的需求。杭州作为都城后，餐馆更是区域特色鲜明，采购食材的潮流愈演愈烈。
宋朝的饮食业空前发达，人们的日常饮食也空前丰富多样。散文家戴永夏考证指出，宋代人的饮食主要由主食和副食构成。北方人主要以麦、粟（小米）为主食，而南方人则主要以稻米为主。在市肆饮食的推动下，人们的餐桌变得五彩斑斓，口味精致多变。
近期，陕西人员在西安西周镐京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大量的小麦碳化颗粒，这是继周原先周遗址发现小麦以来，又一次在周人聚居区发现小麦颗粒。说明至少在西周中期，小麦已经在国都镐京周围开始规模化种植，对北方小麦种植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
在宋朝人的日常生活中，小米是重要的食物来源。由于贫富差距的存在，煮饭的方式和食物的质量也有所不同。家境殷实的人家可以享受小米干饭或蒸饭的美味，而贫困家庭则只能吃简单的米粥。麦面食品在宋朝也变得多样化，小麦磨成的面粉可以做成各类面食，如蒸饼、馒头、包子等。
宋朝是一个食物史上的黄金时期，饮食文化的繁荣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在这个时代，人们的饮食生活变得丰富多彩，留下了许多令人垂涎的美食传说。在华人社会中，流传着一种被称作“贝谷”的食物，它其实是与新疆馕相似的小麦粉制品，是我们日常的主食之一。
说起面食，那就不得不提蒸饼。蒸饼是在笼屉上蒸熟的面食，宋代时更是精细多样，出现了宿蒸饼、秤锤蒸饼、睡蒸饼等众多新花色品种。在宋天圣元年，因为“蒸”犯“祯”讳，人们将蒸饼改称为炊饼。《传》中售卖的炊饼，实则就是我们所说的蒸饼。
馒头也是用蒸笼蒸熟的面食，与蒸饼的区别在于形状和内容。蒸饼是圆形且较薄，而不带馅；馒头则是高装圆形，内部包裹有肉馅。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中，馒头是主食的首选。
馒头的花样尤为丰富。仅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中，就记载了糖肉馒头、羊肉馒头、太学馒头、笋肉馒头、鱼肉馒头、蟹肉馒头等多个品种，实际上的品种远不止这些。
包子与馒头相似，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馅的多少。包子馅多面少，食者以馅为主。宋代的包子生意相当火爆，店家为了多获利润，不断推出新馅料的包子。据《梦粱录》记载，当时杭州的包子种类非常丰富。
馄饨是一种小型包馅面食，历史悠久。宋代时，人们对馄饨更加喜爱，无论帝王还是平民，皆以馄饨为美食。汤饼也是宋代人常吃的面食，与现代的面条相似。
我国南方气温较高，雨量充沛，适宜水稻生长，稻米自然成了南方人的主食。宋人对于稻米的品种与质量非常讲究，培育出了不少色、香、味俱佳的水稻新品种。如广东的丝苗米、齐眉稻，其米粒洁白晶莹，煮出的米饭香气浓郁，柔软可口。
除煮饭外，宋人还常把糯米磨成米粉，制成带黏性的食品，如黏糕、圆子等。其中圆子在宋代最为流行，有许多不同品种。女词人朱淑真曾赞美圆子“轻圆绝胜鸡头肉，滑腻偏宜蟹眼汤”。
主食承载着人类生息的生命本源和生存基础，也形成了厚重的文化和传统习俗。长江以南大量种植稻谷，造就了委婉和美团结协作的人际关系；北方地区以种植小麦为主，强调个人处事和英雄主义色彩。主食影响一代又一代人，传承着中华文化的脉络和筋骨，主食文化已成为中华文化的独特瑰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