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之强盛，不仅在于拥有强大的，更在于是否拥有一批合格的官员。自古以来，中国对于官员的选拔与监管始终持着严谨的态度。从远古到现代，中国官员的素质一直保持在极高的水平。那些仅凭出身和裙带关系上位，却缺乏执政能力的高级官员，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失去了立足之地。
谈到官员的行政能力，不得不提的是各种制度对其的保障。在科举制形成之后，对于官员的能力考查和行为勘察的监察制度，成为激发官员工作热情的关键。特别是在两汉之后，中央更加需要妥善管理其治下的官员。
唐宋时期，作为封建王朝的巅峰，许多规章和制度在这一时期得以确立。这个历史阶段是中国文化、经济、军事的超级大国时期，法制建设极为健全。如《永徽律疏》和《唐六典》的制定，对官员治理和监察督政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在这样的法制推动下，唐朝建立起了对中央和地方的全方位监察网络。
唐朝的监察制度尤为出色。随着制度的演变，主要监察机构御史台的职能被明确下来。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唐朝将其整合成为“一台三院”，即御史台、台院、殿院和察院。这样的分工使得行政效率大大提高，可以直接监察案件查破，甚至与其他机构共同审理案件。
唐朝对于监察权的理解超越了当时的思想束缚。唐朝统治者对下面的官员监察极严，建立了严格的法制秩序。即使在中晚唐时期，国家实力依然强大。这并不是因为国家衰败必然导致贪官盛行等行为，而是因为整体管理制度的下降才出现这些情况。唐朝的监察制度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经历了大乱世之后的宋朝，意识到了军权的重要性，加强了皇权，使得地方官员的政治力量得到空前加强。宋朝意识到危害到整体国家的因子不在于京城的内耗，而在于地方的官员之手。宋朝加大了监察力度，特别是对于地方的控制。在基本制度上，宋朝沿袭了唐制，御史台依旧是监察的最高一层，其职责是“纠察官邪，肃正纲纪”。
唐宋两朝在官员的监察制度上都做得非常出色，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合格的官员和完善的监察制度。在宋朝，同样继承了唐朝的“一台三院”制度，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分别在三院履职。其中，监察御史的权力尤为突出，负责严密监察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官员。
为了提升监察的威慑力，宋朝更允许御史进行无实际依据的“风闻弹奏”，这种制度在几百年后被另一监察机构所继承并发扬光大。这一行为极大地增强了监察机构的地位和实际权力。在宋朝，御史的弹劾不仅是履行职责，更是晋升的阶梯，这一点在官员中早已心知肚明。御史每月需进行名为“月课”的述职，以举报人数和案件质量进行考评。若御史懈怠职责，将会受到罢黜或罚俸等处罚。
作为古代监察制度的推动者和发展者，唐宋时期的实践为后世树立了榜样。任何历史问题都需要具体分析。即便制度再完美，也有其不足之处。在唐宋时期，监察制度主要用于处理政敌和任免官员，而在古代，官员的廉洁程度令人堪忧。用贪官去检举其他贪官的行为，使得监察行为更多地成为政治手段而非政治本质。
在唐朝，监察制度的实施受到权力决定的严重影响。除非涉及政治派系冲突，最上层的官员很少因举报而直接下台。腐败的根源往往在于最高层，这既表明了腐败难以根除，也反映了监察制度主要针对的是普通官员，实权者几乎不受影响。到了唐朝中后期，君权失威，地方官员因掌握军政职权而逐渐形成割据势力。面对拥有实权的地方势力，监察机构往往三思而行，畏首畏尾，使得监察效果大打折扣。
宋朝的监察制度虽然规范，但同样存在极大弊端。冗杂的官制导致一个职位需要多人完成，且有人专门负责监察，造成权力重叠和行政效率低下。这种做法的初衷是为了达到君权的高度集中，但实际效果适得其反。为了平衡相权，又需增设新官职，导致宋朝在官员制度上陷入困境。这不仅影响了基本的监察制度，还严重影响了日常的行政职能。到了宋朝末期，各种弊端开始显现。
唐宋时期的监察制度，是面对具体社会问题所做出的最优解。古人受时代影响，对此存在一些偏见和障碍。尽管如此，唐宋的监察制度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任何改革和促进都需要以皇帝为核心出发。对于现在来说，仍然存在许多贪污和执政能力平庸的官员，监察制度的完善仍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唐宋的监察制度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