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人们对于官长、尊亲长辈的名字极为尊重，常常以其他字代替，以表达敬意。这一现象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与原始的避讳文化紧密相连。
人类学家弗雷泽曾提出，原始的巫术中存在一种“接触律”，即巫师可以通过与某人接触过的物品对其施加巫术。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原始民族都产生了关于名字的避讳。为了避免被诅咒，人们对直呼他人名字感到十分忌讳。
随着文化的发展，原始的避讳逐渐演变为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在中国古代，避讳分为公讳和私讳。公讳是指家庭以外的、普遍需要人们遵守的避讳，包括帝王讳、贤者讳等。
谈及避讳的具体方法，最常见的便是改字。例如，因名避讳，汉代的“万邦”被改为“万国”，西汉知名辩士蒯彻被后人更名为蒯通。空字和缺笔也是避讳的常用方法。
让我们进一步聚焦明代的避讳制度。明代自上而下都要遵循避皇帝之讳。整个大明王朝，十六位帝王的名字除姓氏外共37字，排除重复字后，真正的公讳字只有14个。相较其他朝代，明代的公讳制度算是较为宽疏的。
尽管明代宗室与君主有血缘关系，但仍需遵守避讳制度。明代宗室在五岁请名，十岁请封时，君主会依照五行加字辈组合为他们赐名。仔细观察明代宗室之名与帝王、太子之名，我们会发现他们似乎并没有严格遵循避讳制度。
明代宗室虽不会严格避先朝帝王讳，但他们不会触碰本朝帝王的禁忌。即使在名字中使用了与本朝帝王相同的字，只要偏旁不同，便不算违背避讳制度。例如，因明英宗名字中有“祁”的部件，明代宗室便没有名为“章”的人。这表明明代在避公讳一事上确实限制更少。
说到人名避讳，人们可能会好奇是否要避国姓“朱”之讳。在明代，确实有以猪的近义古字“豕”来代替“猪”的现象。然而有时也有动物因名似国姓而受益的情况。如李唐时期，因鲤音近“李”，鲤鱼还得了“赤鲤公”的美名。
明代避讳宽疏的缘由在于统治者的出身和文化背景。相较于其他朝代，明代的统治者对传统的避讳文化了解不足、重视不够。明代大量承袭了前代的制度，而元代的统治者作为少数民族对中原传统的避讳体制并不看重。在双重影响下，明代帝王的专制虽不断加强，但对避讳这一制度的使用并不充分。最终形成了相较于唐、宋和清等朝代在避讳上的要求明显较低的现象。唯有猪因同音国姓而成为特殊例子。
总的来说,明代的避讳制度独具特色,体现了时代背景和文化的交融,也反映了人们对名字和尊卑之别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