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古人的饮酒文化总是令人惊叹。想象那些将军和文人墨客，在画像石刻中频繁出现的对饮场面，如战神韩延寿将军的“饮酒石余”，或是西汉名臣“食酒至数石不乱”的豪饮，都让我们这些后世读者感到震撼。
谈及古人酒量惊人，很多人会联想到古代酒的度数一定很高。事实并非如此。在科技条件有限的古代，尤其是从商周到唐宋年间，古人所饮的酒主要是发酵酒。这种酒的酒精度数很少超过十度，对于古人来说，哪怕是“豪饮”，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喝的是高度酒。
东汉时的酒曲与之前的酿酒技术有所不同，多为手工捏制。随着时代的演进，酿酒技术逐渐改进，出现了造酒曲的模具、人工接种技术、分段加水法等。这些技术的改进使得酒的口感和品质有了极大的提升，但同时也使得酒的度数有所上升。即使如此，这类发酵酒的度数最多也只有十五度左右。
就在发酵酒不断演进的过程中，一种新型的酒——烧酒，开始崭露头角。这种通过蒸馏技术酿造的白酒，后来居上，成为了古代中国人餐桌上的最爱。烧酒的出现，标志着饮酒文化的进一步普及，原本贵族享用的“高度酒”成本大大降低，更火热地普及民间。
自元代起，蒸馏酒因其度数高、制作流程简易、产量大等优点，迅速在风靡。元杂剧里就有烧酒与黄酒的唱词。到了明朝年间，酿酒更是蔚然成风。皇宫里有各种名品美酒，民间名酒更是层出不穷。明朝人的日常饮酒消费越发惊人，特别是奢靡之风大起的中后期，宴席上必须有酒，造酒的消耗也极为惊人。
烧酒的普及，使得酿酒消耗了大量粮食。仅淮安府一地，每年造酒所需的粮食就足够朱元璋打十场仗。而整个明朝中后期，每年烧酒的消耗量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到了清朝，“烧酒”的规模更为庞大，仅在北方各省，“烧锅造酒”已成为常态。
古代的饮酒文化丰富多彩，技术不断演进。从发酵酒到烧酒，每一次技术的进步都推动了饮酒文化的发展。这也体现了古代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在煌煌史册里，古人的饮酒文化永远是我们后世读者津津乐道的话题。在山东滕县这片古老的大地，粮食的命运仿佛与酒窖紧密相连。这里的百姓口粮，竟不足供应烧酒消耗粮食的一半。想象一下，直隶的酒坊内，一个月就要消耗高达六十万石的高粱。在和平的年代里，无数的粮食就这样被“喝”掉，流淌在每一个酒窖的深处。
这一切的背后，是明清年间粮食产量的跃升。随着农田的丰收，中国人的酒量似乎也随之增长。酒的度数越来越高，酿酒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在这火热的酒背后，却隐藏着粮食危机的警钟。
历史总是充满了戏剧性。以晚清的“丁戊奇荒”为例，这场席卷北方的灾难，使得无数生命消逝。而酿酒业，竟然也成为了这场灾难的推手。在饥荒最严重的时候，大量的粮食被酒坊收购。直隶一地，每年消耗的粮食数量惊人。而那些朝廷的官员们，因为酿酒所牵涉的利益，竟然迟迟不愿禁酒，导致灾情不断恶化。
酒，有时候是一种文化、一种情感的载体。过度的消费，无论它多么美好，都可能会带来灾难。历代的科技文明进步，乃至国家兴衰的反思，都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酒的哲学。
酒，如人生，需有节有度。在享受美酒的我们更应警惕其背后可能隐藏的危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酒的文化，以及它在历史长河中所扮演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