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和源自汝南的袁氏家族，这是一个“四世三公”的显赫家族，他们兄弟二人虽同父异母，却情深义重。
在东汉末年，中原大地诸侯纷争，各据一方。而在这些诸侯之中，袁术独树一帜，竟在退位之前僭越称帝。建安二年（197年），袁术在寿春登基称帝，建号改历，设立公卿，祠祭天地。他的举动，无疑是在挑战整个汉室的权威。尽管汉室此时已衰微，但其数百年的威望仍在，许多人心怀汉室，诸如、等人，便是忠心于汉室的楷模。
袁术的行为自然引来了众怒。在他僭越称帝的日子里，袁术成了众矢之的，接连遭到各方诸侯的叛盟与打击。到了建安四年（199年），在曹操的持续打击下，袁术因呕血而死。那么，问题来了，当曹操消灭袁术时，他的兄弟袁绍在做什么呢？为何没有救援袁术呢？
在袁术走投无路的时刻，他试图前往灊山投奔旧部雷薄、陈兰，但却被拒绝。于是，袁术又改变策略，将帝号归还给袁绍，寻求他的庇护。袁绍虽然表面上同意接纳袁术，但在实际行动上却并未派兵支援。换言之，对于这位兄弟的遭遇，袁绍整体上是坐视不理的。
对于袁绍的这种态度，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在建安二年（197年），曹操曾派孔融持天子符节出使邺城，拜袁绍为大将军，赐给他弓箭、符节等物，以缓和两人之间的矛盾。袁绍已成为东汉王朝的大将军，册封于汉献帝。作为大将军，他理应平定汉王朝下的叛乱。僭越称帝的袁术是首当其冲的，但袁绍并未出兵讨伐。若此时出手帮助袁术，必然会引起天下士人的指责。也就是说，袁绍不愿为了袁术这个兄弟而和天下群雄为敌。
在曹操等人消灭袁术的过程中，袁绍正忙于对付公孙瓒，自身也是分身乏术。公孙瓒与袁绍多次相争，初期占据优势，但在龙凑之战后，公孙瓒逐渐失去部下信任，最终被袁绍击败。到了公元199年，公孙瓒自尽后，袁绍吞并了公孙瓒的地盘，实力大增。对于袁绍来说，帮助袁术很难获得实质的好处，而消灭公孙瓒则能扩大自己的地盘。
除此之外，袁绍和袁术之间虽然是兄弟关系但两人的矛盾积怨已久。袁绍是庶出之子过继于袁成一房而袁术是嫡子向来瞧不起袁绍。相反后者相貌英俊气质威严颇受袁逢、袁隗喜爱并获得了汉末英雄豪杰的拥护也不太看得上袁术。因此东汉末年群雄逐鹿之时袁绍和袁术并未在一起起兵而是在篡夺大权后各奔东西。董卓西走长安后袁绍准备抛弃汉献帝另立新君以便于驾驭。他选中汉宗室、幽州牧刘虞。当时袁氏兄弟不睦袁术有自立之心他假借维护忠义反对袁绍另立幽州牧刘虞为帝。这件事情无疑加剧了袁绍和袁术之间的矛盾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在此背景下袁绍和曹操、结盟而袁术则和吕布、、公孙瓒等诸侯结盟。一定程度上东汉末年的各方诸侯可以划分为袁绍系和袁术系两大阵营。而在公元199年曹操消灭袁术后袁绍和曹操之间的联盟也正式破裂两人都在准备和对方之间的决战。
总的来说袁绍之所以没有救援袁术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实力和位置已经稳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和袁术之间的矛盾已经激化到无法调和的地步。在权力的游戏中亲情往往要让位于利益与策略。对于袁绍坐视曹操消灭袁术的行为，我的观点是，这无疑是一种短视的决策，堪称失策之举。袁绍的视野似乎未能触及长远的战略格局，而仅仅停留在眼前的得失之间。袁术的覆亡，不仅仅是失去了一个可能的盟友那么简单，更深层次意味着曹操权势的进一步增强和稳固。这种变化，无疑给袁绍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和挑战。试想，如果袁术尚在，能够在后方牵制曹操，那么局势或许会有很大的不同。如此一来，袁绍在战略上的选择将更为灵活和多元。历史没有假设，只有现实。袁绍的这种决策无疑给后来的战争埋下了隐患。曹操的势力日渐壮大，已然成为北方霸主，而袁绍的决策失误使得他在与曹操的较量中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在战略博弈中，每一个决策都关乎成败得失，袁绍的这一决策无疑加剧了他在未来战争中面临的压力和挑战。这种短视的行为不仅未能阻止曹操的统一步伐，反而可能加速了袁绍自身的衰落。袁绍对于曹操消灭袁术的行为袖手旁观，显然缺乏远见卓识和战略眼光。如果他能从更长远的视角审视局势，或许能做出更为明智的决策。然而历史无法假设，我们只能从中吸取教训，以史为鉴，警示后人。在面临抉择时，我们应审时度势，不可因短视而错失良机。袁绍的失误提醒我们，每一个决策都需要深思熟虑，立足于长远，方能于风云变幻中立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