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宝应元年政变的过程，各种传世史料记载基本一致。据史书记载，宝应元年四月，张皇后假传肃宗之命召太子（即后来的唐代宗）入宫，意图谋害。在这场阴谋的背后，似乎隐藏着更多的疑点。关于代宗是否真如史书所描述的那样单纯、无辜，甚至在被程元振告知张皇后的阴谋后还表现出无畏的勇气，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
近年来，新出土的墓志为我们揭开历史真相提供了线索。例如，《陈守礼墓志》为我们了解宝应元年政变提供了重要信息。陈守礼作为代宗的藩邸旧臣，始终受到代宗的宠信，他在政变中的作用不可忽视。据墓志记载，陈守礼在代宗任天下兵马元帅时便成为其侍卫，并随代宗东征西讨，不断获得升迁。那么，陈守礼参与宝应元年的政变是由代宗率领还是由李辅国、程元振所统领呢？
根据墓志记载，陈守礼并非李辅国或程元振的部将，也非两人的党羽。陈守礼参与政变时不可能是由李辅国、程元振所统领。这一发现对我们理解政变的组织架构和参与者角色有重要意义。
除此之外，社会背景也对政变产生了影响。在政变发生时，长安盗贼横行，陈守礼以武将身份担任左巡使，可能是为了制衡李辅国。扈从代宗入宫参与政变的还有大将李光进。据史书记载，李光进曾参与凌霄门政变，拥立代宗即位。他并非李辅国的部下，所统领的禁军也不归李辅国指挥。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推断，宝应元年政变中，代宗的作用并非如史书所言那样单纯和无辜。虽然史书中对代宗的描述似乎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卷入政变，但新出土的墓志和传世史料的相关记载表明，代宗在政变中可能扮演了更为积极的角色。通过利用自己的亲信和部队，代宗成功地摆脱了张皇后的阴谋，并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这一历史真相的揭示，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唐代宗在宝应元年政变中所发挥的作用。邺城之战后，李光弼的仕途迎来了新的高峰，由河东节度使被升任为朔方节度使、天下兵马副元帅。这一人事变动与代州刺史的管辖范围有关，李光弼离任河东，似乎正是肃宗征调其入朝的契机。
晚唐诗人《江湖散人歌》中提及的“禁军”，其真实历史背景值得探究。陆龟蒙所指的“禁军”实际上是指神策军，这支军队在代宗时期才成为禁军，因此陆龟蒙的说法存在误解。在肃宗时期，禁军的掌控并非完全由李辅国所垄断。事实上，肃宗设立了多支杂号禁军，如左右威远、英武、威武等，用以制衡李辅国。
时间流转至乾元二年四月，肃宗下诏，英武军虞候及六军诸使等需经过一系列程序，这表明当时已无威远军。黄楼的考证指出，这些杂号禁军主要是为了填补南衙卫军消亡后的空缺，它们驻扎在长安城中，如威远军驻扎在城南，与皇宫相距较远。
李光进的崛起与李辅国的权力斗争紧密相连。乾元二年三月，京师治安问题引发关注，李辅国曾提议选羽林骑士巡逻，但被宰相李揆劝阻。尽管这未能彻底解决问题，但不久后长安城中的威远等禁军被设立，用于维护京师治安，而李光进被征入朝掌领禁兵。其所统帅的可能是威远、长兴、宁国等禁军之一或全部。
在晚唐人的眼中，长兴、宁国、骁骑等禁军也可被视为神策军的前身。陆龟蒙称“禁军（指神策军）近自肃宗置”，这说明肃宗利用李光进来制衡李辅国，进一步说明李光进并非李辅国的党羽。他的身份地位，使得他参与政变的可能原因更为复杂。既然不是受李辅国指使，那么最有可能的是受代宗调动或指使。当时肃宗病危，命令发布渠道被张皇后控制，但代宗已获得了部分禁军的调动权。
张皇后意图谋害代宗的行动，显然无法调动禁军来保护代宗。史书记载，她曾借皇太子（指代宗）监国之机，谋划诛杀李辅国。但由于张皇后不掌兵权，当代宗拒绝合作后，她只能指挥少数宦官发动政变。张皇后之所以想借太子监国发动政变，很可能是因为代宗在监国后获得了部分禁军的调动权。有能力且可能依靠“大义名分”号召、鼓动禁军参与政变的只有代宗。
张皇后假传肃宗之命召见代宗，但代宗直接率领大批禁军前往的情景，说明他已经提前知晓了张皇后的阴谋。《李从易墓志》为我们揭示了重要线索：和政公主，即肃宗的长女，在当代宗面临危机之际，始终警觉并保护了代宗。正是在肃宗病重之际，和政公主察觉了张皇后的阴谋并将消息传递给代宗。代宗并非一无所知地入宫，而是早有准备地率领禁军前往大明宫。这也暗示着正史中的一些记载可能存在出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