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王朝的辉煌与独特治理策略：从姓氏到捺钵制度
公元916年，契丹建国，至公元1125年辽亡，虽岁月流转，但其独特的治国方略及习俗仍熠熠生辉。契丹民族，虽曾拥有百万人口，却仅有耶律和萧姓两大姓氏，这一特点引发了巴林左旗宣传部长、文联主席李树成多年的研究兴趣。
契丹的姓氏起源颇具特色。早期的契丹族并无姓氏，多以地名为姓，建国前后才出现耶律和萧姓。其中，耶律姓与西拉木伦河密切相关，起初为部族之名，后为部落、氏族之名。据《辽史·后妃传》记载，耶律兼称刘氏。
除了本族的耶律和萧姓，契丹人还接受了中原王朝的赐姓。如在契丹建国前，一些上层人物接受了唐朝赐予的李姓。金灭辽后，一些契丹人将耶律姓改为移剌，萧改为石抹。到了元朝，耶律、萧主要改为刘、王、李、黄、萧、郑、蒋、杨等汉姓。在追寻契丹后裔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天津市郊区宝坻县的耶律各庄村中，刘姓村民多为当年随蒙古军队定居的耶律姓后裔。
辽朝建国后，为了扩大势力，契丹统治者也将耶律、萧姓赐给奚、汉等民族。奚族与契丹虽曾分立，但因地域相连、语言接近、习俗相同，被赐以述律氏等姓氏。而汉人的有为之士被契丹拉拢，为契丹统治阶级效力，也常赐以契丹姓。
说到契丹人的姓氏，便不得不提他们的命名。契丹人的名、字结构复杂，有本名、本字之分。建国以后，又有汉名、汉字。如《辽史·太祖纪》记载的辽太祖汉名为亿，初名为啜里支，大名是阿保机。
契丹人的命名也极为有趣，不仅有以"奴"、"哥"命名的名字，还有以部族、宗教色彩、所在地特征命名的名字。这些名字反映了契丹人的生活方式、信仰和地域特色。辽宁省辽阳市的一个故事中的"鹤野"号，便反映了当地曾是鹤野县的过往。
契丹人早期生活在蒙古草原东部，有逐水草而徙的游牧生活习惯。、畜牧是其主要的经济活动。随着季节、气候和水草的变化，皇帝会带领行帐中的官员游徙，产生了春捺钵、夏捺钵、秋捺钵、冬捺钵的制度。《辽史·营卫制》对这种四时捺钵制度做了详细的记载。
春捺钵主要是钓鱼、捕鹅雁；夏捺钵则多在吐儿山避暑纳凉；秋捺钵在伏虎林射鹿及虎；冬捺钵则在广平定避寒并射猎讲习武艺。辽帝的四时捺钵随员众多，包括契丹大小官员和部分汉官。
李树成指出，契丹族姓名文化独特且鲜明，其发生发展有着独特的轨迹。这种姓名文化是契丹整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当时的社会风尚、、道德、心理等多方面情况。虽然这些姓氏不具有世系组织的功能，但在契丹人的婚姻生活中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夏冬议政结束之际，即春秋之交，大部分汉官返回中京居守，妥善处理汉族事务。历史上，中原王朝皆有一个核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皇帝在此发号施令，安邦治国。契丹皇帝却不同寻常，他们不辞辛劳，四处奔波，年复一年地举行捺钵活动。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一习俗源于游猎民族的积淀，是民族强健的写照。四时捺钵虽以皇帝为主，但也反映了契丹人早期的经济活动。更为值得一提的是，辽帝的捺钵活动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是辽朝政治制度的鲜明特色。
捺钵之地不仅是皇帝、消寒避暑的场所，更是处理政务、召开国家级会议的场所，各国使节也在此接受聘礼。辽代皇帝的捺钵制度犹如现代的“现场办公”，可说是我国最早的现场办公制度。这一独特的四时捺钵，也被后来的金、元、清王朝所借鉴，虽内容规模有所变化，但其精神实质得以传承。
走进位于河北省承德市的避暑山庄，仿佛能感受到康熙皇帝当年的捺钵风情。他在热河（今承德市）建造了避暑山庄，每年秋天都会带领王公大臣、各级将士来到这里设营、围猎，并举行一些外交活动。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白塔苏木的辽庆陵，更是见证了辽代皇帝的生活习俗和治理策略。这里青山环绕，林木茂密，陵墓中的壁画人物反映了辽代的民族多样性以及因地制宜的治理策略。
文物管理所的同志介绍，“因地制宜，因俗而治”是辽代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这一原则有效地解决了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加强了民族间的联系，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契丹社会的封建化进程。辽代是一个多民族的朝代，其统治下生活着契丹、奚、阻卜、汉、渤海、女真、回纥、室韦等民族。面对这些复杂的局面，契丹统治者根据各民族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特点，制定了一套灵活的政治制度和统治机构。
在契丹文化中，还有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尽管契丹百万人口中只有两个姓氏。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历史舞台上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和独特的政治制度。更多关于契丹文化的奇事，请关注频道，让我们一同这个古老民族的辉煌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