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的宫廷之中，魏忠贤除了依靠客氏的力量，更有心腹太监王体乾、李朝钦等人三十余人，他们共同制造了无数的暴行。魏忠贤不仅在宫中肆虐，他的势力范围更是延伸到了外廷，招揽了大约八十名党羽，历史上称之为“阉党”。
这伙人中有被称为“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的著名成员。“五虎”指的是文臣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等人；而“五彪”则是武臣田尔耕、许显纯等。这帮人各自结党营私，又勾结了一些大臣，使得从内阁、六部到地方的总督、巡抚，都布满了魏忠贤的党羽。
其中，内阁首辅顾秉谦和魏广微更是对魏忠贤俯首帖耳，如同奴仆。魏忠贤陷害正直大臣，顾秉谦都会为其草拟文书。当时有些人如傅櫆、阮大铖、倪文焕等，甚至将魏忠贤视为义父。顾秉谦担心魏忠贤嫌弃他年老，甚至让自己的四个儿子认魏忠贤为祖父。
文臣魏广微为了讨魏忠贤的欢心，也托阮大铖去求认作侄子。魏忠贤见魏广微甘心为他效劳，又是同姓，便认他为兄弟。魏广微入内阁后，凡事都会告知魏忠贤，他又有“外魏公”之称。虽然魏忠贤不识字，但他的记忆力却很好。所有内阁送来的文件，都会先经过惜薪司王朝用处，王阅后会把重要的内容夹上纸条标记，然后加封送至值房。李朝钦作为魏忠贤的心腹，会先查看重要的文件并向魏忠贤汇报。
在明朝的制度下，司礼秉笔者不得随意出入。但魏忠贤却来去自由，经常出京师，到各地进香。每到一处，都会设香案，焚香跪接。他出行时，坐的是八人大轿或四马之舆，左右护从达二、三千人，场面十分壮观。崔呈秀作为魏忠贤的义子，是“五虎”之首。他经常与魏忠贤密谋，将不附魏忠贤者称为东林党，列入《同志录》，而与东林党不合者则列入《天鉴录》，并将这两册献给魏忠贤，深得魏之倚重。因此崔呈秀被提升为兵部尚书等要职。许显纯掌镇抚司，号称“五彪”之魁。他们广布侦卒，到处寻衅，对触犯了魏忠贤的人则严加拷打，甚至剥皮、封舌，所杀无数。民间一听到锦衣卫、镇抚司逮人，都心惊胆寒。
每逢魏忠贤的生日，从元宵节开始就会有人送上寿礼，做法事祝寿。到了生日当天，更是热闹非凡。当时魏忠贤被尊称为“九千岁”，更有甚至称其为“九千九百岁爷爷”。各地官员为了表示对魏忠贤的效忠，纷纷建立生祠，于是魏忠贤的生祠遍布天下。在北京城数十里间，祠宇相望。
在天启六年（1626年），浙江巡抚播妆祯第一个请求为魏忠贤立生祠。皇帝准其所请，并命名曰“普德”。此后各地纷纷效仿。魏忠贤将此视为衡量各地官员对他效忠的标志。每建一祠少则费数万，多则数十万。甚至有人用沉香木雕刻魏忠贤的雕像，腹中肺腑皆以金玉珠宝制作。每迎像时，官员们都会行五拜三稽首的大礼，呼其“九千岁”。甚至在天津巡抚黄运泰的口中还念念有词：“某事赖九千岁扶植。”这些生祠的建立不仅耗费了巨大的财力和物力，更是对民生的极大摧残。开封建祠时毁民舍二千余间；临清建祠则毁民房万余间。这些事迹让人触目惊心！在一些地方，祠堂的兴建达到了极高的规格，甚至堪比皇家的宫殿，如殷九楹的祠庙，其礼仪制度仿佛皇帝的皇宫一般隆重。更有甚至，使用琉璃瓦装饰，富丽堂皇至极。而在祭祀之时，所供应的食物与宴享之礼如同王公的待遇。这种兴建祠堂的风气，却引起了正直之士的强烈反感。
以蓟州道的胡士容和遵化道的耿如祀为例，这两位正直的官员坚决反对这种超越礼制的建祠风气，他们不仅拒绝参与撰写那些过分夸张的建祠文，更是在祭祀之时拒绝参与拜像。他们的行为，虽然体现了对礼制的尊重和对传统的坚守，却也因此触怒了当时的部分权贵，最终因此获罪入狱，甚至被判处死刑。
这种建祠风气与胡士容、耿如祀的抗争，不仅仅是一场关于祠堂规格的争论，更是对当时社会风气的一次深刻反思。他们的行为，既是对礼制传统的维护，也是对过度奢华、过度崇拜的批判。他们的抗争，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他们的精神却值得我们敬佩。
他们的行动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让人们开始反思这种超越礼制的建祠风气。他们的抗争精神，也激励了更多的人站出来，为坚守传统、维护正义而斗争。胡士容、耿如祀的故事，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对礼制的尊重和对传统的坚守，更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勇气与决心，以及他们为坚守正义而付出的沉重代价。
这段历史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更让我们看到了那些正直之士为坚守正义、维护传统而付出的努力与牺牲。他们的故事，让我们深受启发，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和尊重传统，更加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