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21年，颜回去世，享年四十岁。孔子痛失得意门生，因颜回在孔门众多弟子中最为好学仁人，深受孔子赞赏。追悼会现场，颜回的父亲提出了一个请求：请孔子用他乘坐的车子为颜回制作棺材。孔子虽然悲伤，但也理智地回应道现实所需，他需乘车与大夫交往。这并非虚构，而是历史事实。
自古以来，座驾不仅是官员的代步工具，更是地位的象征。从先秦起，乘坐何种马车就体现了身份地位。在中国古代，官员的代步工具经历了从牛车到马拉的车，再后改为轿子的演变。直到辛亥革命后，汽车逐渐普及，成为新的代步工具。但车的优劣仍然与权力的大小成正比。孔圣人无法逃脱公车情结，其他官员更是如此。
尽管官员有公务车的配备，但历代王朝都会发布《舆服志》对官员公务车的配备做出规定，限制官员超标准、公车私用等公车腐败现象。不同级别的官员，其座驾的规格、马匹数量、装饰等都有所区别。比如车厢两旁用以遮蔽尘土的屏障的颜色、车辆上避雨遮阳的车盖材质等，都体现了官员的等级。
历史上公车腐败的现象时常上演。如卫懿公时期，因政治腐败，连他的宠物也乘坐高级官员的轩车，引发了群众的不满。可见乘车要讲身份、讲等级的观念在当时已经深入人心。
魏晋时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很多君主和百姓非常推崇“魏晋风度”，追求个性化。这一时期的官车使用种类最为繁多。例如宋文帝喜欢乘坐羊拉的官车，颜延之则选择老牛和病牛拉着的笨拙的车游荡于街市之间，以显示自己的卓尔不群。还有的大将军在朝贺时乘坐怪车，这些都被视为潇洒的表现。
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有着一项传统规定，官员乘坐的轿子人数超过四人便会受到处罚。权势滔天的人物却不以为意，他们乘坐的轿子人数远超标准，甚至使用女性轿夫，这种荒谬行径在当时无人能管。
想象一下，一位位高权重的首辅，在返乡奔丧之际，乘坐的轿子堪称世界之最，这无疑是对传统规定的极大讽刺。张居正的返乡之旅更是让人叹为观止。他的轿子需要三十二名轿夫共同抬行，内部设施齐全，包括卧室、客室，甚至有两名小僮伺候。随从的侍卫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队使用鸟铳的卫士，这是当时最时髦的火器。
从京城到江陵，张居正乘坐的巨无霸轿子在千里的行程中步步惊尘。为了能让这顶大轿畅通无阻，有的路段需要拓宽，有的桥梁需要加固，这无疑是对官民生活的惊扰。
在古代，由于公私用车没有明确区分，一旦派发下来，便成为主管官员的私人用品，极易滋生腐败和奢靡风气。明清时期，不少官员乘坐八抬大轿出入酒楼、妓院。庞大的官僚机构因交通工具而占用大量国家财富，形成严重的财政负担。
朱元璋作为一位出身贫寒的皇帝，对公车腐败深恶痛绝。他担心这种奢侈风气会导致吏治腐败，因此开国不久便严令禁止官员乘轿，仅允许妇女和年老病患者使用。他亲自做出表率，即使贵为皇帝，也以身作则简朴出行。有一次，有司提议对他的轿子进行装饰，使用黄金。他坚决反对，认为用铜就足够了。他说：“朕富有四海，岂吝乎此？然所谓俭约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
在朱元璋的带领下，《明史·舆服志》里记录了一系列关于乘坐车轿的严格规定。在后来的朝代里，统治者进行了改革，鼓励官员乘坐轻便价廉的代步工具。于是很多京官都改乘骡车了，而需要显示派头的官员则保留绿呢大轿，但他们会花钱雇轿夫来临时抬轿。
古代的公车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腐败和奢靡风气的蔓延，但也存在着一些漏洞和挑战。朱元璋以身作则的俭约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在当今社会，我们也应该倡导节约、反对浪费，共同营造一个廉洁、和谐的社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