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公孙弘曾是一名狱吏之子，因家庭贫困而不得不从事牧猎以谋生。四十岁时，他开始接触《春秋》的杂说，受到前辈的传授。命运之神终于在他六十岁时向他招手。即位之初的汉武帝，广纳贤良之士，公孙弘被征为博士。因一次出使匈奴的任务与武帝心意相悖，他因病辞归。命运多舛的他并未止步于此。
公孙弘的人生故事可谓一波三折。在汉武帝元光五年，他被再次征召，在众多应试者中脱颖而出，虽名列下位，却被武帝赏识，拜为博士。公孙弘擅长察言观色，向上奏事从不自辩，他的处世之道被史书赞誉为“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他深得武帝之心，短短一年便升迁为左内史。不久，更是荣升御史大夫，最终位至丞相，封为“平津侯”。
公孙弘的生活态度十分简朴，他对后母极为孝顺。他的性格却颇为复杂。他表面宽容大度，对与其有隙的人和善，暗中却善于谋划。他设计除去权臣，对外放董仲舒为胶西王之太傅等事件都负有阴谋（据《平津侯主父列传》、《汉书·公孙弘兒宽传》）。
公孙弘在学术上虽无显赫成就，但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转折中，他的作用举足轻重。如果说董仲舒为这一转折提供了理论基础，那么公孙弘则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在汉武帝元朔五年提出的为“五经博士”设弟子员的措施。这一方案包括教育方针、选择条件、学习和考核方法等等，是一套完整的儒家经学教育和选拔国家官员的方案。
公孙弘的方案遵循“三代之道”，致力于天下“教化”，先办好中央官学，然后推广至地方。他规定为博士官设置正式弟子五十人，并设立旁听生制度。他还建立了定期的考核及任用制度。这些方案获得了武帝的批准并得以实施。
这一制度具有深远的历史作用和影响。它标志着儒学作为官方统治思想的确立、儒家经学作为“国学”地位的确立以及中国封建时代文官制度的确立。这一制度还标志着中国封建时代中央学校（太学）制度的开端以及博士制度的重大转变。从此，博士从秦代的顾问官转变为汉代的教育官，完全由儒家学者所垄断。公孙弘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