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明朝堪称一个言论自由的封建王朝。明朝设立了言官制度，鼓励大臣们自由表达意见，无论国家大事还是后宫琐事，只要有所思，尽可言之。即使遇到再残暴的君主，他们也无需惧怕，因为最严重的惩罚也不过是廷杖而已。
这种开放的环境催生了明代言官的一种独特风气：他们立论激烈、言辞夸张，常常凭借捕风捉影和小道消息，以耸人听闻的言辞来吸引关注。他们关心的并非言论的真实性，而是能否以尖刻的言辞博取名声。通过痛斥皇帝和重臣，他们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并试图借此累积政治资本。
明朝的名臣们，如杨涟、左光斗、张璁、夏言等，都曾遭受过这些言官的批评。尽管他们被骂得体无完肤，但大明帝国依然依赖他们运转。
这些言官之间也相互指责、攻击。即使是最微小的问题也会被无限放大，私人恩怨、陈年旧事都被翻出来讨论。这种互相攻击的现象在官员在位时便已开始，罢官后也不停歇。甚至在死后，骂声仍不断。这种现象在明朝危机时期尤为严重。言官们对救命稻草般的策略进行痛斥，甚至在被凌迟处死后，骂声仍未停止。
明亡于万历皇帝的说法流传已久。万历皇帝的前十年，明朝曾有过辉煌的瞬间，但随后的三十年却陷入了怠政状态，被称为“六不做”的状态——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这种转变部分源于言官的持续攻击。明朝言官以敢于直接痛斥皇帝而闻名，万历皇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例如，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曾上疏《酒色财气四箴疏》，对万历皇帝进行毫不留情的指责，将其描述为一个无能、懒惰、贪婪、残暴的昏君。在我们看来，这已超越了进谏的范畴，简直是对皇帝的人身攻击和名誉侵犯。万历皇帝只是将他革职为民，并未给予更严厉的处罚。
此后，更多官员纷纷效仿，对万历皇帝进行无端谩骂。皇帝在这些文官的围攻下选择了沉默和躲避。这种放纵和奖惩不明的情况扭曲了言官进谏的初衷，严重干扰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虽然这种勇于进谏的精神值得赞扬，但无端的指责和扭曲的奖惩机制最终可能对国家造成损害。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