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皇帝的“权力约束”艺术
在位之时，后宫的嫔妃们因长久未有升迁，心生不满。她们频频向仁宗提出申请，却总被仁宗以没有先例、大臣们不会答应为由婉拒。嫔妃们不信，坚信圣上的命令谁敢不从。仁宗笑着答应她们可以尝试。当旨意下达，大臣们果然上奏反对，表示没有依据。有的嫔妃半信半疑，仍然向仁宗讨要封赏。仁宗依然好言应允，但当她们真正期待官俸加薪时，财务部门却不予理睬。妃子们找到仁宗，失望地撕毁御笔，感叹原来并非如此简单。
自古以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所有的子民、财物似乎都是皇家的私有财产，可以任其支配。在仁宗的时代，皇权的行使却并非如此无阻。那么，为何仁宗皇帝的“御笔”那样难以直接转化为实际效力呢？
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了解两个前提。仁宗并非傀儡皇帝，他实实在在地执掌最高权力长达三十年。仁宗亦非弱智皇帝，他拥有独立的决策能力，并未被权臣架空或操纵。换言之，他有足够的能力将权力发挥到极致，但他选择了约束自我。
事实上，我们不能不承认仁宗皇帝在权力运用上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自觉性约束。更重要的是，他将这种内在约束通过制度安排加以固化。皇帝直接发出的诏令称为“内降”，而“内降”必须经过朝廷的审批认可才能生效。当时担任吏部侍郎的杜衍，便时常不买皇帝的账，将不认可的“内降”专门存放，攒到一定数量便返还给皇帝。
一次，仁宗对谏官感慨道，“外人知道杜衍封还内降的事吗?他所阻止的求赏者，要远远多于他所封还的。”这句话意味深长。表面上看似对皇权受到约束的惆怅，实则是对“封还内降”能阻止更多邀功请赏者的欣喜。“封还内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仁宗与朝中大臣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配合。他们共同营造了一个既让朝政按照既定轨迹运行，又保证了公平、公正的政治环境。
正是在这样的自我约束与制度安排下，仁宗当政期间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相对清明、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诸如苏轼、范仲淹、王安石等历史名人都在这一时期活跃于政治舞台。这些成就与仁宗的“权力约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明智之处在约束自我，使皇权与朝政相得益彰，成就了一个时代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