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这位儒家理想主义者，深受大儒们所描绘的理想境界的熏陶。他坚信“承天当古，制礼以治民”的治国理念，每次议论决断都引经据典。新朝建立后，他更是言必提及古代的三代盛世，行事以《周礼》为准则。在他看来，一切政令和设施都应追溯至古代，仿佛只有如此才能显现新政的根基。他认为所有的改革都必须在儒家典籍中找到依据，或者至少应该是在前人已经提议过的理念之上进行。
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王莽为了确保与儒家经典不冲突，组织了大量的官员进行长时间的讨论。他的智囊团全是儒学专家，他们昼夜不息，从各种古代典籍中寻求治国之道。史书中记载，这些讨论往往持续数年，参与讨论的公卿们连处理诉讼和民政事务的时间都没有。
随着讨论的深入，王莽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改名运动。无论是地名、官名还是建筑名，几乎都被改了个遍。新朝刚建立时，王莽就将汉时的诸侯王更名为“公”，并根据《周礼》设置了众多新官职。他将汉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吏名称全部更改，以此表示新朝与旧汉的决裂。
在中央官职中，王莽进行了大量的更名操作，比如将大司农改为纳言，郡太守改称大尹，都尉变为太尉，县令长成为宰，御史也改为执法等等。至于地名，从中央到地方也全部进行了更改，甚至有些地名年年都在变，反复更改。由于官员和百姓都难以记住这些频繁更改的名称，朝廷在下达诏书时，不得不使用原名附带新名的方式，比如“新平”后面会附上“故淮阳”。
除了对内的改革，王莽对外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对待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他为了显示其新政的威德，改变了以往对匈奴等民族的平等友好态度。他下令收缴了发给匈奴的“匈奴单于玺”，并代之以“新匈奴单于章”，以此降低匈奴单于的政治地位。这引起了匈奴单于的不满，加上其他纠纷，使得北方边境开始紧张，战争似乎一触即发。
在这种情况下，王莽并没有采取缓和措施，反而变本加厉。他下令将匈奴单于改名为匪夷所思的“降奴单于”，并分匈奴全国为十五单于。这些举动引起了匈奴单于的公开反对。王莽还派使者四方出使，将各地的少数民族纷纷由王降为侯，收缴印章并改变名号。这些带有民族歧视色彩的政策不仅未能树立新莽王朝的权威，反而引发了各少数民族的极大反感。
王莽在位期间的其他改革措施与他的文字游戏一样，过于注重形式而非实质。他把大量的精力放在了讨论修改条令的文辞是否优美、是否符合经典规范上，却根本不考虑这些改革是否会扰动民众和给社会带来不稳定。例如，他将高句骊国改名为“下句骊”，将匈奴改为“恭奴”，单于改名为“善于”，这些改革举措充满了荒谬和矛盾，最终导致了社会的动荡和民众的不满。
王莽的改革虽然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但却过于注重形式和文字游戏，忽视了实际的社会效果和民众的福祉。他的这些改革举措不仅未能树立新朝的权威，反而引发了社会的动荡和不满，最终导致了新朝的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