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王朝的隐秘荷包
提及“荷包”，人们往往会联想到国库。但在皇权制度下，皇帝的个人用度与国家财政实则早有分离。这种制度源远流长，皇室有专门的少府负责其收支，主要依赖的是来自山林川泽之利的收入。这种财政体系，在历代中央王朝中基本得以延续，相较于欧洲及西亚的中央集权君主制，显得尤为独特和高明。
皇室的收入来源及其与国家财政的关系，一直是伴随皇权制度的问题，有时甚至对皇权的稳定产生重大影响。清朝，作为国家财政体制确立的定额化原则的王朝，直至战前，都尽量遵循不增加用度的总体原则。这给人一种清朝皇帝秉持“节俭”财政原则的错觉。如果我们忽略了一笔巨大的收入——那部分在户部控制之外的资金，这一印象便需要重新考量。
赖惠敏教授的新书《乾隆的荷包》为我们揭示了这一隐秘之处。书中详细描述了乾隆皇帝最主要的三个皇室收入来源，并揭示了这些资金的流向，为我们理解乾隆一朝的政治提供了新的视角。
乾隆皇帝的第一个钱袋子是皇庄（官庄）。清初，皇室在盛京等地设立了若干田产，由庄头管理。这些皇庄的收入主要用于供应当地驻军及内务府的人丁，并未直接流入皇帝的口袋。但在乾隆年间，皇室通过查抄官民家产的方式，直接获得了大量资产。例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的承安案，承安的家产被查抄后，近四十一万亩土地归内务府所有。
第二个钱袋子则是大名鼎鼎的淮扬盐商。清代继承了竭泽而渔的制度，盐商与皇室关系密切，商人的报效大部分进入了乾隆皇帝的腰包。内务府来自盐务的收入在乾隆三十年以后达到一百万至两百万之间，占盐课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四十。
而乾隆皇帝一个不那么引人注目的钱袋子则是税关。税关的定额税收全部上交户部，人们容易忽略其税收盈余的去向。实际上，这些盈余收入被解交内务府，成为皇室的收入来源之一。
电视剧《大清盐商》虽有所描绘，但真正揭示乾隆皇帝荷包秘密的，还是赖惠敏教授的这本书。书中描述的不仅仅是乾隆皇帝的收入来源，更是皇权制度下皇室与国家财政关系的缩影。而这其中所揭示的皇家财政的秘密和复杂性，无疑为我们理解历史、理解皇权制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